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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录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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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 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 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 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 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
  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之情”。1919 年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1 卷第2 号上发表的毛泽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
  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
  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
  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
  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
  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
  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
  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
  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
  “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
  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
  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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