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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录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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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
  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
  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
  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
  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
  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 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
  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 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
  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
  以上。1962 年指标,钢变为1 亿吨,煤为11 亿吨,粮食为15000 亿斤。八
  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
  分别改为3 年和10 年了。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
  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
  “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
  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
  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
  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
  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初在参观
  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
  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
  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
  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
  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
  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
  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
  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
  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
  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
  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
  多斤放到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
  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
  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 吨,禹县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 万吨。
  河北徐水县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
  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
  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
  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 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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