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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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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一点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乘火打劫的不仅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4、孙中山的困惑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像。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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