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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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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虽然他连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斯但、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中国国情。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3、孙中山的困惑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像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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