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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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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便用了真姓名。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张小甫,等等。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象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的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戳,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作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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